本页汇集有关国家地图集的综合研究、评论与学术综述。所收文献从20世纪50年代初延续至今，其中尤以20世纪60至70年代最为集中。作者包括萨里谢夫、莱曼、小奥梅林等人，文献散见于俄文期刊《莫斯科大学学报》，德文期刊《彼得曼地理通讯》《制图学通讯》，以及英文期刊《地理评论》《地理学杂志》等制图学与地理学刊物。
以下选取若干代表性文献，按出版时间排列，以呈现国家地图集研究的演变。
钱伯林的《国家地图集》于1951年12月在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完成。据我们所知，这是对国家地图集最早的综合性考察。该研究最初是一门图书馆学课程的学期论文，后经任课教师批准用作硕士论文；1954年以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缩微卡片系列》第31号出版，摘要刊于《大学与研究图书馆》1955年4月号。
文章从地理学家泰勒提出的定义出发，归纳国家地图集通常涵盖的自然与人文主题，并追溯从十六世纪英国郡图测绘到《法兰西国家地图集》的发展线索。主体部分按洲评述，涉及超过35部图集。
其类型界定、内容分类与区域普查，预示了1956年成立的国际地理联合会国家地图集委员会后来关注的若干主题。不过，在之后关于国家地图集的讨论中，我们尚未发现对钱伯林此项研究的引用；他与国际地理学界的往来似乎并不多，此后长期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
扬的《国家地图集综述》刊于1957年10月的《地理评论》。就在此前一年，国际地理联合会成立了国家地图集委员会，开始推动这一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协调。扬的文章并非委员会的正式成果，却几乎与委员会同时出现，反映出学界对系统性综述的迫切需要。文章记录了二十六部已经出版的国家地图集，以及三部正在编纂的作品。此后的研究一再引用这篇文章。
扬随后把同样的方法推广到其他类型的图集。1962年，《地理评论》刊出她的《区域地图集：综述》 与《世界与专题地图集：综述》；十年后，同一刊物又接着刊出斯蒂芬森的《西半球地图集：综述》（1972）和墨菲的《东半球地图集：综述》（1974）。贯穿这些文章的方法始终一致：按地域范围或类型排列图集，从规模、内容和目的逐部评述，合起来便构成对某一时期图集出版状况的完整记录。
这部书是国际地理联合会国家地图集委员会成立后推出的第一项重要方法论成果。它源于委员会1958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对已经出版和正在编纂的国家地图集进行系统分析，并为今后的编纂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其说它是萨里谢夫个人的专著，不如说是委员会早期工作的一次集体结晶：主要研究在莫斯科大学制图教研室完成，地质、气候、人口、工业、农业、交通等部分则分别吸收了各领域专家的意见。
1960年，该书的俄文版和法文版同时问世，并提交第十九届国际地理大会。两年后，该书出版了中文译本，供内部发行使用。英文版直到1972年才出版；其译稿最初用于第四版《加拿大国家地图集》的编纂，后来经过整理，以《制图学》丛刊的形式问世。
全书由历史考察逐步走向编纂规范。第一章比较了从世纪之交的《芬兰地图集》到20世纪50年代各国大型图集在内容、结构、开本和制图方面的得失；随后讨论国家地图集的总体组织、比例尺、投影和数学基础，再依次研究自然、人口、经济、文化与行政等地图组应当收入哪些主题，又应如何表现。书末列出的基本选题与补充选题，几乎构成了一份可以直接用于图集设计的工作纲要。它所追求的“统一”，并非要抹去各国的差异，而是希望不同国家地图集中相应的地图能够彼此比较，并使各国图集成为今后绘制世界地图的资料来源。
同时代的书评既肯定了它的分量，也指出了它的局限。1960年的一篇书评认为，对当时众多正在筹编国家地图集的国家而言，这部书来得及时而且实用。巴恩斯强调了它对编纂者和规划者的参考价值，同时质疑了书中界定国家地图集时的某些取舍。英文版问世后，波斯特称其内容详尽，足以长期作为基本参考书，但也指出十二年的延迟已经使部分论述显得陈旧，书中对苏联制图成就的评价有时也略显偏重。今天再读，这部书既是一部编制指南，也是研究20世纪中叶国家地图集方法论、国际合作与制图标准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综合区域地图集》由萨里谢夫主编，1976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在萨里谢夫主持下、配合历届国际地理大会陆续编写的一系列研究的收官之作：始于《国家地图集概论：历史、分析、改进和统一方法》（1960，斯德哥尔摩），继之以《区域地图集：自然条件与资源地图主题的发展趋势》（1964，伦敦）、《综合区域地图集中的社会经济地图》（1968，新德里）与《苏联综合区域地图集的编制方法。自然地图》（1972，蒙特利尔）。1976年第二十三届国际地理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彼时已卸任委员会主席的萨里谢夫领衔推出这部集大成之作：全书638页，含98幅插图、44个表格和726条参考文献；萨里谢夫亲撰前言、绪论和后记。
该书将此前各报告的成果融为一个完整体系。第一篇“地图集编制方法”涵盖投影、编制工作的组织、准备工作、作者原图的编绘与编辑、技术准备、总体设计，以及自然地图和社会经济地图的编绘要领。第二篇按图组逐一论述，前半部为地质、地球物理、地貌、气候、冰川与雪崩、冻土、地表水、土壤、植被、动物界、医学地理与物候，以及景观与自然区划、自然条件评价等自然图组，后半部为人口、工业、建筑业、农业、林业、交通运输与综合经济地图等社会经济图组。其中，冰川与冻土、动物地理、医学地理、景观和自然条件评价等图组的编纂方法，均在本书中首次得到系统阐述。书中一章讨论地图集编制自动化的可能性，包括数据库建设、制图信息的计算机处理和地图图形的自动输出；另一章论述航天影像的运用，预告了随后到来的数字制图时代。
维切尔的《国家地图集：发展、构想、设计与功能》原为1997年在莱比锡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1998年在科隆出版成书，与两德统一后德国筹编新国家地图集的背景密切相关。全书以比较的方法，考察从1899年《芬兰地图集》问世直至1990年代的国家地图集发展史，并划分为六个阶段：早期探索（1899–1918）、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9–1945）、战后重建（1946–1960）、六十年代的繁荣、七十年代的成熟，以及1980年以来的新动向。
作者在每个阶段都考察其政治历史背景、编纂构想、制图设计与类型特征，并分析国际地理联合会国家地图集委员会的建议如何影响各国实践。国家地图集最初用于展示国家形象、汇集有关本国的科学知识，后来逐渐发展为服务于国家规划、教育与宣传以及国际比较的多功能综合参考著作；制图技术则从手工编绘走向计算机辅助制图，再延伸到电子媒介。书末，作者为未来的国家地图集提出了一套框架，并以两德统一后正在筹编的德国国家地图集加以检验；芬兰地图集持续推出修订版的做法，被他视为最值得各国效法的范例。最后一章进一步讨论电子媒体时代，认为数字化与网络化将是国家地图集的下一个方向。
我们尚未发现此后还有其他通览各国国家地图集的系统综述。两年后，作者将书中的分期与展望浓缩为短文《国家地图集——发展历程与展望》，刊于《制图学通讯》。
小奥梅林这篇文章是他2022年在马德里举行的 ICA 联合会议 Atlases in Time 上所作的报告。该会议曾因疫情两度推迟，而他本人于三年后去世。
“国家地图集”这个术语出现很早，小奥梅林将它追溯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地图集概念直到1960年才在萨里谢夫那份著名的报告中得到明确界定，他主持的委员会据此将1899年的《芬兰地图集》追认为第一部国家地图集。但这一认定存在争议，德国和美国学者都提出过更早的候选图集。小奥梅林进一步提出，这一认定也可能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1960年正值冷战时期，而更早的德国制图贡献在二战之后尚未重新得到充分认可。
国家地图集的概念此后仍在变化。委员会的研究范围从国家地图集扩展到区域地图集和环境地图集，而国家地图集本身的功能和读者也在改变。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它不再只是展示一个国家的领土、资源和成就，也越来越多地回应社会与环境问题，并从科学界走向更广泛的读者。1980年代以后，随着地理空间数据迅速增长，国家地图集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地图集信息系统。在这种系统中，纸质或屏幕上的地图集本身只是一个入口，背后连接的是数据库。
肖特的《二十世纪国家地图集的兴衰：权力、国家与领土》研究二十世纪国家地图集的政治史。据作者统计，1900至2000年间共有七十多个国家编制过国家地图集；这类图集以地图和文字构成对国家的官方或半官方呈现。全书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出发，把这一由国家主导的制图热潮视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地图集参与划定边界、强化领土治理、合法化领土主张，也回应着新国家诞生时的“制图焦虑”。
全书从现代国家地图集的形成，谈到它们如何描绘自然与社会世界，再讨论这一类型在数字时代的转变。作者通过芬兰、波兰、加拿大、巴西以及苏联、阿富汗等国的具体图幅，分析地图如何表达国家的知识、权力与政策目标，并触及国家支持下科学研究的兴起、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生命政治等二十世纪的重大主题。在他看来，国家地图集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至80年代；此后数据过载、技术更替与成本攀升，加上专题图集与数字制图的兴起，让传统国家地图集走向衰落。但他并不认为这一类型就此消亡，网络化与互动式的地图集或许正是它的下一形态。
这是首次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全面研究国家地图集这一制图形式。达曼的书评 认为，此书以批判理论的方法处理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主题，有望激发新的研究兴趣；尼科尔森的评论 称赞其图文并茂，适合收入地图学与政治史领域的学术馆藏；隋的评论 则指出，该书对西欧主要制图国家与二十世纪制图技术转型的讨论略显不足，但整体上为地图学、地理学与历史学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跨学科视角。
最后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