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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地图集，都从一幅幅地图开始。

千百年来，地图一直是人类认识、记录和组织空间的重要工具。人们用它寻找回家的路，划定田地的边界，标绘港口与航道。地图既服务于日常所需，也与权力密不可分：军队依图行进，国家据图划界，政府凭图征税，帝国借图治理。这些用途在今天依然重要。

在航空摄影与卫星定位出现以前，人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丈量大地。测量员带着测链和经纬仪翻山越岭，天文学家依据日月星辰确定方位和坐标，绘图员再把这些测量成果转绘成线条与符号。一幅今天看来普通的地图，往往凝聚着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劳动。制图技术不断演进：从手工绘制到铜版雕刻、石版印刷，再到多色胶印、激光照排和电子制图。地图的形态也日益多样，既有散页、挂图和折叠旅行图，也有装订成册的图集。如今，数十亿人只需掏出手机，便能在掌心浏览地图。

地图集（Atlas）并不只是把一些地图装订在一起。制图学家小奥梅林认为地图集是一种系统而连贯的地理数据集合：围绕特定地区或主题，以统一的制图原则组织地图，并服务于特定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地图集中的地图可以相互参照和比较——既可以对照不同地区、不同主题，也可以观察同一地区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图集提供了一种系统比较的方式：单幅地图回答一个问题，地图集则让不同答案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

而这种联系并非偶然形成。收录哪些内容，采用什么比例尺，又以怎样的次序展开，都体现着编者对世界的组织与理解。因此，一部地图集不仅记录世界，也记录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它既是一部关于世界的图像档案，也是一种经过选择与编排的地理叙事；而每幅地图，都是这篇叙事中的一个句子。

“Atlas”这个名称，也有一段自己的历史。1570年，安特卫普出版商奥特利乌斯编纂出版了通常被视为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地图集：一套经过统一编排、规格相对一致，并试图系统描绘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1595年，墨卡托的未竟巨著《Atlas》在他去世后出版。墨卡托借用了古代传说中的 Atlas 之名——一位通晓哲学、数学与天文学的北非传奇国王。从此，“Atlas”逐渐由一个专名演变为这一类书籍的通称。此后数百年间，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传奇国王 Atlas，以及同名的擎天泰坦巨神，这些彼此交织的名称与传说也逐渐汇入地图集的文化意象。后来，这位泰坦巨神托举地球的形象成为了地图集最深入人心的象征。

用一个承载世界的形象，来代表一部承载世界知识的书，再贴切不过。

纵观现代科学史，像国家地图集这样延续数代、遍及全球的事业并不多见。不同国家的政府和学者持续投身其中，追求着相似的宏大目标：用地图系统描绘一个国家的全貌。国家地图集往往具有官方背景，汇集地理、资源、人口与经济等领域的知识，是一个国家最具雄心的制图工程。

现代国家地图集的传统形成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值民族国家观念广泛传播、国家建构蓬勃展开的时代。1899年，芬兰地理学会出版了公认的第一部现代国家地图集《芬兰地图集》。国家地图集的意义不止于描绘国土。民族国家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在塑造与治理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国家地图集也参与了这一过程。芬兰恰是一个早期例证：这部地图集问世时，芬兰尚未独立。通过制图，一个尚未拥有主权的民族获得了自身的空间表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战后重建、去殖民化以及新兴国家的出现，各国的科研与规划体系逐渐完善，印刷技术不断进步，国家地图集的编纂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1956年，国际地理联合会设立国家地图集委员会，由苏联制图学家萨里谢夫担任主席。委员会的成立既是这一繁荣景象的体现，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与规范化。在这一编纂热潮中，原本分散于各个机构和研究领域的测量成果、统计数据与科学知识得以整合，形成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的系统认识。国家地图集既是研究者和规划者的学术参考，也成为一个国家认识自身国土的途径，更是呈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进入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国家地图集的形态及其传播范围开始发生变化。这些曾经主要服务于专业人士的作品，逐渐走向大众。在厚重的巨册之外，更为轻便的版本相继问世，常常配有说明文字、照片与图表，承担起普及地理知识的功能。

回望整个二十世纪，将其称为国家地图集的世纪，并不为过。在又一个世纪之交，数字技术再度改变了国家地图集，使其成为连接数据库的入口：地图可以在其中被检索、重组，并不断更新。然而，纸质国家地图集并没有消失。恰恰因为它无法持续修订，它仍然是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对自身的陈述：它知道什么，重视什么，主张什么，又希望被怎样看见。

纸质地图集是凝固的时间与空间。它离开印刷机的那一天，图上的国界、地名和统计数字便开始过时，但这恰恰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多年以后再翻开它，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过去的世界，还有那个时代看待世界的眼光。

纸张本身带来一种约束。页面空间有限，比例尺与表现方式都须有所取舍，编者因此不得不决定什么应该收入，什么值得强调，什么只能舍弃。一部纸质地图集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展的数据库，而是一件经过精心设计和编排的作品。制图者必须把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浓缩在一本书的篇幅之中。这种约束有时甚至略显残酷。正如小奥梅林所说，恰好落在跨页中缝上的岛屿，往往因为装订而难以看清，仿佛成了地图里被冷落的孩子。

纸质地图集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制作工艺。大幅面的页面、细密的线条、层层套印的色彩，都对纸张、印刷和装订提出很高的要求。投影如何选择，字体怎样安排，边界线如何处理，色彩如何区分层次：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制图审美。优秀的地图集汇聚了一个时代制图与印刷的技术成就与艺术追求，其中许多页面即使放到今天，在细节和质感上仍有屏幕难以取代之处。

随着时间流逝，完整保存下来的纸质专业地图集也越来越难得。它们原本发行规模不大，主要供政府部门、高校、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使用。此后，它们被反复摊开、翻阅，也经受着光照与潮气的侵蚀。因此，能够完整保存至今、品相良好的藏本格外珍贵。每一本书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藏书章、批注、磨损，甚至一次次转手的印记。

收藏这些地图集，并不只是收藏地图本身。它也是在保存一种人与世界相遇的方式：曾经的学生、官员、规划者、研究者，以及无数出于好奇而翻开它们的人，正是通过这样的纸页认识自己的国家，也认识更远的世界。

这项收藏始于2021年，正值疫情期间。最初购入几部纸质地图集，更多出于一时兴起；此后，随着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加深，馆藏也不断增长。

馆藏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初延续至今，尤以二十世纪中后期出版的地图集最为丰富；那也是纸质地图集在编纂规模、学术抱负与制图成就上达到高峰的时代。国家地图集构成馆藏的核心，此外还收录了范围更广的综合地图集和专题地图集。现有藏品来自130多个国家，展现了丰富多样的制图传统。我们并不追求无所不包。藏品的选择始终体现着收藏者的兴趣与判断，偏重那些具有学术追求、体系完整、制图特色鲜明的作品。

网站于2026年8月上线，它并非实体书的替代，而是馆藏向数字空间的延伸。在这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制图传统的地图集得以彼此对话，那些留存在纸页上的世界，也由此重新进入今天的视野，被阅读、比较与研究。这项始于个人的收藏，也逐渐发展为一项更系统的工作：以研究者的用心与学术式的严谨，记录、整理并阐释这些作品。

我们收藏的并不只有地图集。通过网站，我们也得以汇集并展示大量与地图集相伴的书评、论文、编纂报告和学术讨论。它们大多写于地图集问世之初，散见于不同语种的出版物。这些文字并非简单的附属材料，而是地图集自身历史的一部分，留下了从编制到传播的诸多线索。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文献整理与跨语言阅读都变得更加方便。

我们相信，要理解一部早年的地图集，应该尽可能回到它出版的时刻，透过当初那些与它相遇之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它：他们从中看见了什么，赞赏什么，质疑什么，又如何评价其科学价值、实际用途与制图水准。如果说地图集凝固了一个时代的世界图景，那么同时代的评论所保存的，便是人们最初迎向这幅图景时的目光。让二者重新相遇，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之一：由此接近那个时刻——那时，这些纸上的世界刚刚向读者展开，仍然崭新，也仍在等待着被理解。

博物馆的实体藏书位于中国上海，欢迎感兴趣的读者通过邮箱预约参观。我们也欢迎读者捐赠纸质地图集、地图，或提供电子版地图集及制图学相关文献。

首先感谢互联网上众多免费提供地图、地图集及相关文献的网站和机构。它们对这些资料的数字化、保存与分享，使许多原本难以获取的资料得以为更多人所见，也为本站的资料搜集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

同时，也感谢以下图书馆及机构，帮助我们获取了网上未能找到的资料：纽约公共图书馆（美国）；上海图书馆（中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美国）；大英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武汉大学图书馆（中国）；地理学档案馆（德国）；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美国）；什切青大学主图书馆（波兰）；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加拿大）；法国制图委员会；美国国会图书馆；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瑞典国家图书馆；加拿大图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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