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图集——一种重新审视的地图集类型

摘要

第一部国家地图集于1899年出版，标志着一种地图集类别的兴起，这一类别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蓬勃发展。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成功展出的《芬兰地图集》，由芬兰国家地理学会在巴黎出版，不仅首创了这一名称，还承担了真正的国家构建功能。 同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后，《菲律宾群岛地图集》由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局出版，包含两个扉页，一页英文标明USC&GS为出版者，另一页西班牙文提及马尼拉天文台台长J. Algue神父对项目的监督。该地图集从未被称为国家地图集，它包含一系列群岛地图、关于地图惯例的双语摘要、双语地名索引，以及对地点、地名及其发音的详尽介绍。这些地图集的出版背景各不相同，无法与现代国家地图集相提并论，甚至同一时期出版的地图集似乎也具有不同的特征。 为何将《芬兰地图集》视为国家地图集，而将1878年的《美国统计地图集》仅定义为统计地图集？是因为标题吗？哪些地图集比学校地图集更具国家定义性？由非政府执行机构出版的地图集是否为国家地图集？是否需要政府支持和批准？ 国家地图集如何融入不同的定义方法（例如萨利谢夫1967年的观点），一直是学术制图学自我认知的主题，这种认知忽视了技术、制度、经济及用户相关的发展随时间的变化。此外，这些分类方法仅关注结构要素，如图幅数量和主题及其时间和空间序列。地图集如何被其出版者定义，以及在紧随其后的评论中如何被感知，是定位国家地图集为严格类别或政治诱导感知的一种可能途径。 本文介绍了一种后结构主义方法，侧重于对自我认知（通过各自地图集的引言和前言表达）及随后几年同期发表的评论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引入常见定义并对比国家地图集的历史感知，试图操作化哈利的关键方法，即将地图置于其各自的历史背景中。将地图集不仅视为装订成册的地图集合，而是视为精心组织的空间信息选择，揭示了地图集的力量，这可能超过单张地图。通过将地图集置于历史背景中分析，包括其自我定义和当代感知，将识别出迄今未被关注的方面，并为国家地图集及其编辑和生产框架提供替代视角。因此，可以重新考虑过时的定义。